在賦役征銀中發現「人」

北京新浪網 10-24 00:00

原標題:在賦役征銀中發現「人」

與自然科學、工程技術不同,歷史學不能止於發現普遍規律、批量製造,而必須重視、解釋和重構社會的特殊性,在特殊性中發現普遍性的表達,唯如此,方能維護人的價值與尊嚴。所以,熟練的歷史學人都會在具體歷史過程中探求特殊的邏輯,發現普遍的具體表達方式。丁亮的《明代浙直地方財政結構變遷研究》亦可作如是觀。

由財政目標驅動的「糧食市場」貨幣化

浙直(明代浙江和南直隸地區,相當於現在的江蘇、安徽兩省),自五代兩宋以來已然成為國家財賦重地;至有明一代,更是承擔了帝國財賦供給的半壁江山。因此,對明代浙直的地方財政史做區域研究,即是從一個重要的局部對明代做政治、經濟、社會的整體史研究,反之,亦是從整體史的視野把握明代財政白銀化的具體歷史邏輯。而從整體史來看,雖然財政史可以划入經濟史的範疇,卻不似經濟史那麼單純地局限於「經濟基礎」,它往往要探討「國家」這一「上層建築」。

從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論和基礎決定論的視角看,諸如財政制度變遷等等國家行為的改變,僅是社會經濟變動的客觀反映。用此種視角去觀察明代財政收入銀納化這一重大現象,便可預設銀納化是民間力量或者市場力量推動的結論,並且從民間契約文書有關白銀使用的案例中跳躍式地綴聯證據。

毫無疑問,白銀作為貨幣也好,作為特定的金屬材料也好,與具有特定使用價值的糧食、勞役不同,寒不能衣,飢不能食,勞不能替,不能直接或只能間接滿足財政支出的最終需求。換言之,白銀之所以能滿足財政支出的需求,是以商品和勞務交易市場的存在為約束條件的。有如《明代浙直地方財政結構變遷研究》所引正統十二年(1447)杭州府夏稅麥折銀事例,經各縣將夏稅麥折征余米后,再由解銀糧長將相應余米支出,糶賣易換荒銀(杭州市場上流通的成色稍低銀兩),煎銷成金花銀(成色較高銀兩)錠,解送至京。雖然銀兩並非直接征自納稅戶,無需納稅戶直接與市場打交道、出售糧食換成白銀上繳,但糧長糶賣稻米,易換白銀,也仍以杭州當地存在一定規模的銀糧交易市場為前提。

實際上,當地銀糧交易市場的存在,並不意味著國家一定要將稅糧折征白銀,也不會自然而然地推動稅糧銀納化。市場的存在可以為國家或政府提供一個利益算計(價格)和節省成本的工具,構成政府稅收治理方式選擇的約束條件,卻無法保障市場化的運作必定最有利或最符合政府的財政目標。因為政府並非被動的行為主體,在眾多的主體里,它往往是最強有力者。而且,治理著廣土眾民、有著悠久傳統的集權官僚制系統本身,也在一定程度上既可以替代市場,也可以創造市場。因而,面對約束條件及其變化,政府會做出最符合其財政目標的選擇。

明朝財政資源徵集和分配的起運部分(朝廷支配部分),在地域分佈上,大致呈現為北方各省供邊(長城沿線「九邊」地區的軍事支出)、南方各省供京(供應京師各類人口需求,主要是糧食)的局面。而浙直財賦之區,特別是太湖流域的蘇州、松江、嘉興、杭州、湖州各府,供應京師漕糧的比重和專供內廷的白糧(上等粳米和糯米)負擔較其他省份和府縣尤重。其負擔之重,不來自正額稅糧的龐大,而來自運輸費用和各種雜費的繁多。若能折征白銀,則運輸費用可以大幅節省,雜費因征納手續簡化也可降低,納稅人戶的賦稅負擔顯然因之可以減輕。

但是,自明到清,稅收貨幣化和商品貨幣經濟有了長足發展,時間跨度近五個半世紀,除了正統年間百萬兩的折銀外,漕糧和白糧的正額基本維持實物徵收不變,僅有比例甚小的附加稅折銀,直到太平天國運動之後,方才有大規模減征和折銀。甚至可以看到,因為江南源源不斷的優質糧米供應京師,京師糧價竟然低於糧米的原產地,運輸漕糧的漕丁和糧員發現此一奧秘,乾脆在征漕省份折收銀兩,到通州再購買糧米抵數。可見,明清統治者為了最高統治集團的享受,憑藉大一統集權國家的巨大組織力,將糧食市場扭曲,讓供漕地區人民付出巨大代價。難怪明朝晚期京畿試種水稻、清雍正時期(1723-1735)的直隸營田試驗,全都歸於失敗。

「役」與搖擺不定的去貨幣化

就浙江和南直隸兩省而言,明代賦役折銀比較徹底的部分是役,這方面《明代浙直地方財政結構變遷研究》有較詳細的梳理和論證。

由於集權官僚制的爛熟,在外部壓力下,中國古代的王朝,在充當「裁判」的同時,往往傾向於親自「上場踢球」。當然,前朝的覆轍多少可為後朝提供鑒戒,漢武帝的統制經濟幾乎重蹈亡秦老路,唐朝食鹽專賣就利用了市場機制,將壟斷經營權授予特定商人,而兩宋則將壟斷特許經營和「左右手互搏」發展到極致,雖然斂財之術登峰造極,甚至讓後世史家驚為「歐洲近代資本主義財政體制的先聲」,但此斂財之術的不可持續,明朝開國者卻深有體會。

為避免宋亡之禍,明太祖力貶桑弘羊、王安石諸斂財之臣,向均田制和租庸調製看齊,強化國家對土地和勞動者的直接控制,國家所需之物資,一概徵收實物;所需之勞務,稍專業者,如軍,如匠,如灶,等等,以戶籍制度鎖定專門人戶承充;地方政府治理所需之勞務,則經基層組織——里甲或僉派輪充,或定戶永充。如果嚴守實物和活勞動的原則,國家和地方政府橫徵暴斂的衝動可以受到有效制約。因為實物不可無限期儲存,活勞動更無法脫離勞動過程而存儲。

但徵收實物和活勞動的賦役體制,也存在諸多問題。一旦賦役的徵調超出一定地理範圍,需要數百里甚至數千里的協濟,空間移動成本和管理成本就會相當昂貴。另外,同緯度地區的物產趨同,即使是不同緯度地區的功能相同的物產也互可替代,直接臨民的地方官和納稅人戶都會利用這一點盡量節省納稅成本。在這個意義上,地方市場的交易在賦役財政體制下,也會被地方節省納稅成本的需求創造出來。丁著中重點論述的浙直漕糧、白糧附加稅的部分折銀,就是這樣實現的。

更為嚴重的是,明初確立的賦役財政體制與貨幣政策缺乏協調。一方面,賦役財政體制可以完全排斥貨幣和市場交易,即便成本昂貴。另一方面,明朝朝廷卻想發行一種自己不用、專給老百姓用的紙幣——大明寶鈔。在地方政府的財政支出中,明初時,寶鈔佔有很大的比重(可見明初統治者實際上知曉賦役財政體制並不能將地方市場排斥掉)。但是,「空手套白狼」的寶鈔很快被百姓唾棄,市場價值一落千丈,墮落為大明臉上的一道標誌性疤痕。寶鈔在地方政府手裡淪為廢紙,無法實現財政支出功能,但該上繳的仍然要足額上繳,不能有絲毫的截留。

當然,地方官不會自己掏腰包填窟窿,也填不起。於是,他們很熟練地運作「役」。如為地方政府免費提供看守倉庫勞務的庫子,就可以成為一個源源不斷的財源,「有司(地方政府)視為奇貨,家累千金,敗不旋踵」。庫子的這種財源角色,史家稱之為「連帶財政責任」,其實不過是「合法搶劫權」的婉稱。

「合法搶劫權」,史家還取了另一個名稱——「超經濟強制」。既然是「合法搶劫」,當然與強盜搶劫有區別,那就是要考慮「搶劫」的可持續性。專門僉派富戶應役、擇肥而噬終有盡時,於是演變為在一定範圍內均攤,如一里、一縣,也允許交銀代役,遂有了「均徭法」和銀差。儘管寶鈔成了廢紙,上繳的稅糧絲毫不能少,迎來送往還得豐厚為妥,但這一切都可在彈性飽滿的財源——「役」上解決。因此,「均徭法」在15世紀中期出現后,一直穩定到16世紀60年代,折銀比率一直沒有顯著變化。此種狀態,丁先生稱之為均徭法銀差和力差結構的「穩定態」。

但是,「嘉靖大倭寇」打碎了這種「穩定態」。因為抵禦倭寇招募軍隊(當時的衛所軍已腐敗不堪用)、置辦軍資,這些都要實打實的銀子,不是將某一殷實農戶押送到某軍官手下就可以解決,而冒「搶劫」之名,將所得都交給軍隊,地方官也缺乏積極性。經多方利益博弈,結果就是將所有的力差都折銀,並且大幅度提高折銀比率,於是就出現了「均平法」,完成了勞役徵發白銀化的過程。

總之,正如《明代浙直地方財政結構變遷研究》一書所指出的,財政是為國家汲取和使用社會資源(經濟資源)服務的,營造良好的市場經濟環境並非其必然之義。而明朝賦役財政體制向貨幣體制的轉變,是因為貨幣化更有利於調集經濟資源。這便是明代賦役征銀的治理邏輯。

□羅冬陽(東北師範大學明清史研究所教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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